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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:发誓不靠升官发财

哲思小品 致远 131℃ 0评论

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,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:

予自三十岁以来,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,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,故私心立誓,总不靠做官发财,以遗后人。神明鉴临,予不食言。

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,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“学做圣人”作为人生目标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。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,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,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。

在唐鉴、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,在三十岁这一年,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、“学做圣人”之志。然而“学做圣人”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。签订了这份条约,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,在生活中时时与“欲望”交战:“天理人欲,决不两立。须得全在天理上行,方见人欲消尽”。

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,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。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就以理学名世,他一生直节不屈,被称为“光明俊伟薛夫子”、“铁汉公”。他的名言是只有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者,才是真正的清官。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,强调心口如一、知行合一,终生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。

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。著名清官陆陇其“笃守程朱”,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。熊赐履、李光地两位清官,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。其他清官如张鹏翮、蔡世远、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。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。

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。薄俸制的精髓在于“既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。能塑造出这种不吃草的马儿的只有理学。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,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。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,实在令人鼻酸:

明代的著名清官轩倪“寒暑一青布袍,补缀殆遍,居常蔬食,妻子亲操井臼”;秦弘“廉介绝俗,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”。

清代名臣张鹏翮“居无一椽,食无半亩,敝衣布被,家计萧然……四壁空虚,一棺清冷,贫宦与老僧无异也”。

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,只吃青菜,故得了一个绰号“于青菜”。辞世后,遗物仅有绨袍一袭,靴带二套,粗米数斛,盐豉数器,白银三两。

陈官至巡抚,平时也不舍得吃肉,“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”,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“苦行老僧”。

可以说,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。一方面,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,使薄俸制的荒悖,正如同“渴马守水,恶犬护肉”,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。但与此同时,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“清官文化”,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。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,清官们前仆后继,如同数盏明灯,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,成了王朝的点缀。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。

曾国藩“学做圣人”是极为认真的。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,曾国藩开始了“日课”,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,细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,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,就甄别出来,深刻反省。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,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,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,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。

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,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:

座间,闻人得别敬,心为之动。昨夜梦人得利,甚觉艳羡。醒后痛自惩责。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,何以卑鄙若此,真可谓下流矣!

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,曾国藩在日记中说:

两日应酬,分资较周到。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,已有中府外厩之意,污鄙一至于此!此贾竖器量也。不速变化,何以为人!

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,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,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,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。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,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,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。也可以反衬出今天的公务员生活是何等幸福。

正是理学提供的“意志万能”理论,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,抵御住了种种诱惑。可以说,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,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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